科学时报记者 王莉萍

    一份有关保护种质资源的倡议书被辗转送到了《科学时报》，也牵扯出一次人对资源的再次无法调和的毁灭性事件。

    作为一家媒体，我们不想去判断一个事件的是非，但是这份只有73个字的倡议书中的一句话——“保护种质资源，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却深深打动了我们。在接受《科学时报》的采访时，诸多专家、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这一心声。

    种质资源是当前生物多样性领域里非常受关注的议题。提起种质资源保护，一位同事说：这就是一句“废话”，谁不知道保护，到处都在说保护。但是，就是在种质资源保护已经被不断重复成一句“废话”的今天，在很多甚至不是角落的地方，珍贵的种质资源还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宣告消失……

    今年3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八次缔约方大会在巴西库里蒂巴召开时，一份题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报告提到，全球人口不断增加，导致了污染、城市扩张、森林遭到砍伐、“外来物种”入侵和全球变暖等诸多问题，从而对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破坏。估计目前的灭绝速度是历史上的1000倍。

    人类一手造成了自恐龙消失以来最为严重的物种灭绝现象，必须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才能在2010年之前实现减缓物种灭绝速度的目标。

    在过去的500年里已有844种动植物灭绝。从珊瑚礁到热带雨林，各种生物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威胁。

    藏羚羊倒在盗猎者的枪下，消息传来人们痛心疾首，震撼人心的尸骸令盗猎者在法律面前低头。不能移动、不能表达的植物在挖掘机下轰然倒下时，我们又该怎样去扶起它？

    在20多年里，中国经济大发展对环境的改造与日俱增，与种质资源保护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难以化解的矛盾。

    在科学家眼里，种质资源不但是今天人们生存的根本，其还隐含了一个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以及经济利益。

    无论如何，这种认识仅仅限于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

                                                                                       ——编者

    在5辆挖掘机、2台推土机、100多人的嘈杂声中，2000多棵树木组成的大约200米长的防护林颓然倒地。

    当杨凡（化名）闻讯赶到自己经营了11年的苗圃时，这里已经满地狼藉。但他连一眼都没多看那2000棵横七竖八躺倒的树木，而是直奔中心地带。当他用颤抖的手扶起躺在那儿的几棵看上去有些弱小的树时，心已经沉到了最低层，“救不活了，这几棵树再也没有了”。

    一共57株。他数了又数。这些树被众星捧月般围护，对他来说，这57株树不但是自己的心血也是国家珍贵的种质资源。这57株令他落泪的树，有的是早些年从大别山等深山老林里收集的野生李杏树种，也有几株是正在试验观察中的杂交品种。

    这一幕发生在今年4月中国南方一个小城市的郊区。杨凡现在正四处为自己的苗圃讨个说法。10月17日，他在接受《科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呼吁人们重视保护种质资源。我正在和一些协会和研究院所联系，商议发一份有关保护种质资源的倡议书。”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马克平收到了杨凡以个人名义寄来的一份请他签名的倡议书，两人素不相识，但马克平认为无论如何唤起民众保护种质资源的意识都是一位专业人士应当做的。他把这份倡议书转给了《科学时报》，希望保护种质资源的呼声能够由媒体传递得更远，唤起足够的重视。

    野生林在视线中消失

    杨凡发倡议书的念头不仅来自苗圃被毁这一个事件。几年前，他在浙江一带的大山里做搜集工作时，就已为植物种质流失揪心。

    在那一带他发现了三株少见的野生杏树，但是因为时气不对，不能移下山，于是他做了标记，并且嘱托当地农户，告知来年就来人移这三棵树。“可是等我再去一看，不但树没了，连根都被挖走了，问谁都不知道，我当时都蒙了。”多年经营珍贵李杏苗圃的杨凡介绍，野生李杏在长江流域一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其中，一个李子品种还被编进了字典，拥有专属的一个字“檇”，《新华字典》的释义为一种李子，果皮鲜红，浆多味美。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有历史传承的地带，当地居民依然没有在意过身边珍贵的资源。

    野生植物是种质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抗性基因。人类很早就在农业生产中有意识地开展对种质资源的利用，但人类的许多举措也使相当数量的种质资源遭受破坏。

    令马克平一提起来就连连摇头的是新疆的野苹果，他描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新疆村庄的景象：远处连绵不断的大片野苹果林，弯弯曲曲的枝干，写意而舒展。进村的小路上也被随意生长的野苹果树点缀得意趣盎然。

    “前几年，我和几位研究人员去新疆的新源县考察野苹果林。发现那里虽然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但管理力度远远不够。有些生长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野苹果树被村民砍了当柴烧。多年的老枝和树干比别的杂木耐烧，很受当地村民的喜爱。我们真是非常担心这些珍贵的种质资源。”马克平言语中的遗憾难以形容，他再次呼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积极努力，加强野苹果等珍贵野生果木资源的保护。”

    伊犁河谷野果林分布面积达30多万亩，包括野苹果等野果种类达43个。其中，野生苹果林大约14多万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果树资源中唯一的天然基因库，也是世界野苹果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除了中国新疆塔城地区和哈萨克斯坦有少量分布外，伊犁河谷是这种珍稀植物资源的重点分布区。

    但是，近年来，野苹果、野核桃、野生樱桃李这些极具开发利用价值的野生植物由于乱采乱伐，加之病虫害的肆虐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伊犁河谷特有的野生植物受到严重的威胁，有些甚至到了濒危的边缘。

    也许再过几年，留在马克平心中美丽的野苹果树，将永远成为一个记忆中的故事。

    作物种质收集一波三折

    但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很重视对农作物的种质保护和利用。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作物种质资源的普遍征集。农业部曾两次向全国发布征集各主要农作物原始品种材料的通知，要求以县为单位，对各种农作物全面收集整理。

    “我国现在有两座大的低温种质库用于保存农作物种质，即位于北京的国家作物种质库和位于青海西宁的国家作物种质复份库。另外，还有30多个专业库，主要为小麦、棉花等建立。各个省也都有自己的种质库。”提到中国的农业种质库，马克平和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学院教授薛达元都如数家珍。

    但是，农作物种质保存有今天的成果也是一波三折。资料显示，1953～1957年的四年中，我国已征集到53种大田作物约20万份(包括部分重复)，蔬菜88种1.7万余份(包括部分重复)。

    谁料想这一数目在其后几年又减少了。到1979年作物种质资源总共才剩下43种大田作物16万余份(包括国外引进的2万份)，原因是由于保存条件的限制和“文革”造成的人为破坏。

    薛达元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为了挽回损失，国家采取了补充征集、重点作物野生种考察、重点地区考察三项措施。因此，最有影响的工作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陆续完成的。”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新一轮抢救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行动。组织全国农业科研人员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对野生种子进行大范围抢救、收集。这一行动收集的农作物种类达180种5．4万份，挽救了一批优质、抗性好的农家品种，还发现了众多有潜在价值的野生近缘种。

    今天中国已长期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达38万多份，农业部官员在去年曾对媒体称，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已居世界首位。

    尽管如此，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曹永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国作物种质遗传资源多样性的破坏和丧失异常严重。1949年我国有1万个小麦品种(主要是农家种)在种植使用，到上世纪70年代仅存1000个品种在使用；野生水稻和野生大豆的原生境生长地已遭到严重破坏，面积越来越少。”

    拥有并擅用资源者胜

    虽然农作物种质保存的成绩值得骄傲，但是中国对林木、药用植物、花卉等种质的关注就显得太晚了。

    薛达元说：“五年前政府才开始关注林木种质资源，目前只能说是起步阶段，对于现在占有很大经济份额的药用植物、花卉等的种质资源保护、收集和研发工作，我国开展得相对就更少了。”

    上世纪60年代，在海南的大片野生稻群中，踩着烂泥的袁隆平发现了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这一重大发现为“三系”配套研究成功打开了突破口。此后经过多年的研究，国际上的同行们尊称袁隆平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一个野生物种的发现，成就了一位大科学家的研究，从而也养活了中国众多的人口。

    目前，国际上在利用生物资源方面最受重视的有两块：遗传种质资源和药用资源（筛选活性成分）。而在这两方面，中国都还有许多待做之事。科学技术上还有许多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不管是遗传资源在分子水平上的鉴定，还是一些资源保护的具体细节。比如，迁地保护，多少个个体的移植是充分的？因为从遗传学上讲，每个个体都是唯一的。想把一个物种种质资源全部保护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不同物种的特性不同，致使问题非常复杂。那么保护多少株算是把该物种的遗传资源保护下来了？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摆在那里。

    马克平说：“另一方面，药用植物的保护没有在最初受到关注。而管理上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没有足够严格的法规禁止生物资源向国外的流失。”

    诸多原因导致我们将利益拱手让出。“资源是我们的，但是利用的技术在国外。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园林之母’，但我们在花木市场占有的份额与这个称谓实在太不相称了。”马克平说，像兰花、牡丹等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品种，原植株都在中国，但销售市场却在国外企业手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但失去了资源,也使市场在手中一点点滑走。

    “在《中国植物志》上能查到的植物，还有野生的活植株吗？我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植物种质已经消失了，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未被发现。如果本底都没有弄清楚，又何来保护、研究和利用？”马克平说。

    期待中的大考察

     “七五”和“八五”国家科技攻关都将作物品种资源研究列为重点项目，但薛达元说，“相对于中国这个遗传资源大国来说，尚有许多工作需继续开展。”

    有不少报道指出，目前种植的玉米、甜菜、水稻等作物杂交种的遗传基础日趋狭窄，存在着遗传上的脆弱性和突发毁灭性病害的隐患。而作物改良项目的成功正是以遗传资源收集保存为基础。

    “继国家‘七五’、‘八五’攻关之后，在国家层面上没有组织过与植物种质资源相关的大型调查，而恰恰是这20年，中国环境变化最大。经济高速发展，野生植物成了不被关注的牺牲品。”马克平说。

    野生环境日益缩减，人工进行种质保存成为必要的举措，手段主要有：原生境保存，是指在原来的生态环境中，就地进行繁殖保存种质，如建立自然保护区或保护小区，甚至保护点等途径来p护作物及经济林木的野生近缘植物物种；非原生境保存，是指种质保存于该植物原生态生长地以外的地方，如建立低温种质库进行种子保存；田园种质库(种质圃、植物园)的植株保存以及基因库等。

    中国科学院植物园执行主任景新明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国家应加强种质库、种质圃的建设。目前中国的状况是，很多植物在原来的调查中发现有活植株，但是近些年再按记载去找，根本就找不到了，这说明该物种的活植物已告消失。还有一些植物仅仅在种质圃或种质库有保存，原生态的也没有了，所以种质圃和种质库的保护、建设非常必要。中国的高等植物说是有3万多种，但是很多都还没有真正了解、研究。”

    专家们认为，我国过去多年的种质资源收集工作以普查为基础，通过“七五”期间对一些重点地区(海南岛、神农架和三峡地区)的考察，可以确信，许多重点区域的收集工作尚有很大潜力。中国需要一次种质资源大普查，先把基本本底搞清楚。国家应继续组织对重点山区和边远地区的种质资源调查和编目，并采取有效保护措施。

    种质搜集、保存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发掘它们的经济和利用价值。正如这些科学家们所言：未来谁拥有资源谁就将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