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

记者 王莉萍1951年，由57位专家组成的西藏科学工作队随军队进藏，从此拉开了科学进军西藏的大幕。

    这支科学工作队是西藏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多学科综合考察，是现代科学以具象的方式与青藏高原的第一次对话。其后，对青藏高原的科考活动引来诸多学科的研究人员的关注，不同的领域行业共同锁定了一个目标：在青藏高原的旗帜下，集合起各路兵马奔赴高原。尤其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型的综合科考活动更是成就了许多大科学家。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如此看重对青藏高原的研究呢？

    土地资源与土壤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孙鸿烈介绍：“首先从国家需求来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广阔的青藏高原达24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要想发展这1/4地区，就必须对它的情况有详细的了解，而恰好是这1/4的国土，科学家对它的了解非常少。因为它特殊的地理环境，海拔高达4000多米以上，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在这样一个地区，长期以来我们对它的各个方面，从地质、地理、生物、大气整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情况，都很模糊，所以从国家的战略需求看，对这个地区要有细致的了解。”

    “从科学研究来说，青藏高原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关注的地区。它的环境在全世界也是很特殊的，没有可与之对比的。几千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为什么后来变成陆地，而且又隆起为世界之巅？这就牵扯到地壳运动的问题，或者从地球物理学来解释，当然也是研究地球动力学的最好地方。而高原形成之后，对大气环流带来很特殊的影响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科学界应予以关注的，所以中国科学院下定决心投入人力、物力来探索青藏奥秘。” 

    每次科考都有重大收获 

    青藏科考从一开始就有很清楚的科学目标，孙鸿烈说：“在1973～1983年这一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对青藏高原各个方面的资源做一个详细的普查，建立分类体系，这些是头一个阶段我们的科学目标。等到1983年以后，我们进入了攀登计划，就要明确地选择若干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诸如，青藏高原板块运动是怎么碰撞的？就要作为科学问题提出并解决。这几个课题做到一定程度，我们又进入了五年期的“973”计划，又提出“973”项目的科学目标，“973”现在刚刚结束。总结下来就是，10年左右的普查，5年的攀登，再加上5年的“973”，这样连续下来等于20多年。可以说，每个阶段都值得总结，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科学目标。”

    “青藏科考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73年开始的那一次，这次野外工作持续做到１９７６年，4年的野外工作，参加的人数达到了几百人，规模壮观。”郑度院士介绍，这4年的野外调查，总结就用了１０年之久。

    孙鸿烈说：“那次考察后，不同学科共出了34部专著，这套丛书厚度有好几米。这4年应该说是面上的考察，因为对青藏高原以前我们一无所知。比如，我是研究土壤的，青藏土壤是什么？内地哪个土壤都对不上号，环境不一样，土壤也不一样，因此完全要形成一套新的土壤分析体系，而别的学科也处于这样的状态。很多动植物，此前全世界都没有发现，完全是崭新的，这个东西叫什么，首先得给它定名，属于哪个科，哪个属？这就是前四年里要做的大量工作。那时的青藏等于一张白纸，需要研究人员一点一滴把它描述清楚，这个地区到底有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植物、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地质构造。所以，出的这34部书，共40多本，可以说是记述有关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一套百科全书。”

    在历次考察中都有意外的惊喜和收获，有一个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一块石头引发一个重大的课题。这发生在１９６４年为配合国家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时，冰川学家施雅风、地质学家刘东生联袂主持了希夏邦马峰的科学考察，同时进行川藏公路波密段泥石流考察。一位考察队员无意中在海拔５９００米冰川旁的岩石里发现一块化石，这块石头引起队长刘东生的注意，他把这块石头送到北京去鉴定，结果是高山栎化石，年龄仅有两百万年！这种阔叶林在藏东南海拔３０００米处生长已是上限，而这块化石却出现在高于上限３０００米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如果它是几千万年前的化石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当时国际地学界认为青藏高原的高度久已存在，它的隆升时间并没有作为问题提出。但如果这块化石出现在较为晚近的年代里呢？这就意味着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是晚近的事件，而且在两百万年中强烈地上升了３０００米！由此，引发了一个重要课题“青藏高原隆起时间、幅度和阶段”的探讨。

    这次科考也由于其超强的阵容、格外丰硕的业绩，至今仍为中国地学界所称道，被奉为野外工作的样板。 

    前瞻性研究功不可没 

    整个青藏高原考察属于一项很基础性的工作，但是正在修建的青藏铁路之所以进展得比较顺利，这和科研人员在青藏高原几十年来的考察研究中得到的科学数据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一些课题成果现在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时研究青藏冻土的时候，程国栋院士不是为了青藏铁路。他在兰州冰川所对青藏高原冻土做了很详细的研究，但那时他还不知道要修建铁路。青藏是冻土地区，程国栋院士研究冻土的分布、形成的规律和变化，当时完全是从学科的角度，他知道自然界有这个东西，就要研究它、了解它，就是作为一个自然的规律去探索。那时候研究冻土绝对没有多少应用价值，但是，现在修青藏铁路，这一研究成果成了宝贵的财富，如果没有冻土研究，青藏铁路的修建现在就会遇到大麻烦。”孙鸿烈说。

    九五攀登的两个课题——“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和“青藏高原环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可持续发展这一崭新概念，被鲜明地提上了青藏研究的重要议程。课题以发展和动态的观点阐明了高原隆升过程中资源的形成、贮存和分布规律，给予定量评价，重点研究了各类资源的空间组合关系，为资源合理配置与生产力布局奠定了基础。对高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人口增长速度、资源承载力、经济发展速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的延伸以及环境治理对策等进行宏观调控。深入探讨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群落的形成，提出解决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关键问题的途径和方案。

    孙鸿烈说：“我想青藏研究，主体就是基础研究。但是有明确的科学问题，另外明确国家需求。虽然某个研究不能马上被应用，但在国家应用前景上有用。基础研究就是探索未知的自然规律。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总是要建立在特定的自然条件、特定的自然基础上，你对自然规律没有摸清楚，经济发展就很难做了。现在回头看，实际上科学家对青藏高原几十年来的考察成果，在地方经济或者是在区域发展中正在发挥作用。” 

    三大梯队传承有序 

    上世纪30年代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不畏艰险，深入青藏。一代地质宗师孙健初先生就是那时率队在青藏北缘柴达木盆地、在祁连山麓的山野中跋涉。也正是他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玉门油田，为中国现代工业的初创建立了殊勋。

    孙健初不曾料到，在他发现油田时，他年仅5岁的儿子孙鸿烈，在20多年后，作为一名年轻的土壤学家会继承自己的事业，历史性地走向青藏腹地，将新中国青藏科考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长期的科考活动中，正是这样代代相承，形成了一个个很好的综合研究团队。青藏高原涉及6个不同的省区，研究也涉及众多部门，需要多方的协调，团队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孙鸿烈院士说：“青藏高原研究如果仅从1973年算起，至今可以说形成了三代梯队。以刘东生、叶笃正他们为首的一批老一辈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的老师，这是第一代。第二代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70岁左右，也形成了一支很大的队伍，1973年以后的主力就是这支队伍。第三代现在大概都是50来岁带着二三十岁的这支队伍，也形成了很好的团队。这个工作需要多学科人才的参与，大家都是老搭档，一起工作，摸爬滚打，随时交流沟通，因此，团队都能配合默契，这一点非常可贵。在野外考察时，有些同志家里有很大的困难也顾不上了，有的自己身体有病，但刚一见好马上再进去干。这些事回想起来常令我非常感动。”

    第一梯队的老一辈科学家，已经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人士，都是老一辈的院士。第二梯队，也因为参加青藏研究或者以青藏研究为主要研究成果，被评为院士的也有十几位，如郑度、滕吉文等。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以后因为大项目而成长起来了很多科研人员，陆续被选举为院士，如陈宜瑜院士，他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青藏鱼类的研究。

    作为地球上的最后一块秘地，青藏高原像磁石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从第一眼看到冰川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被那种壮美和纯洁深深征服。”回忆起当年第一次见到冰川时的情景，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如此表达。目前，活跃在青藏研究领域的知名科研人员如姚檀栋、康世昌等人又一次次奔赴高原。原因一如登山界那句名言——“因为它在那里”。科学事业也正像登山，一样的群体精神，一样的必胜信念，一样的没有观众无人喝彩的争夺冠军的赛事！